采访中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新科常常提到两个中华文化的巨人，一是孔子，一是司马迁。在他眼中，孔子乃师者的榜样——循循善诱，因材施教，授六艺之技而育天下之才；司马迁是学者的典范——幽于缧绁而发愤著书，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

  工作中的张新科。受访者供图

  张新科将孔子与司马迁视为高山仰止的偶像，他们深深影响了他的研究和教学。

  做开创性研究

  “环境的相互冲突愈众多，愈艰巨，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，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。”在构思此文时，我们觉得以张新科曾引用的这句源自黑格尔《美学》中的论断，来解码他的学术人生，再合适不过。

  由此，在诸多采访素材中，我们聚焦于张新科人生中三个“环境艰巨”而“冲突众多”的特写场景，从中得以看见他的纯粹与坚毅。

  第一个场景：睡在教室里的中学生张新科。

  1959年，张新科生于陕西眉县，那是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。上中学时，他要走六七里地去上学。因为农村学校住宿条件有限，他和一帮同学只能夜宿教室，睡在麦草做成的临时床铺上。

  张新科说，这些艰苦的求学经历，磨炼了他的意志，也让他能够在研究《史记》的“冷板凳”上，一坐就是40余载。

  1985年5月，正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张新科赴上海访学，拍于上海鲁迅公园。受访者供图

  第二个场景：在“陋室”中埋头研究的青年教师张新科。

  张新科的《史记》研究之路始于1988年，当时刚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张新科，一家三口挤住在仅有18平方米的“筒子楼”单间里。正是在这样局促的“陋室”中，张新科开始撰写生平第一部学术著作——《史记研究史略》。

  三伏天的“筒子楼”里，热得受不了时，张新科就用凉水冲脸。因为没有暖气，冬季得点煤炉取暖。《史记》内容庞杂，学中文的他常常通宵读书、补课。张新科说这些都算不上挑战，更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瀚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找到心仪的材料。

  作为“二十四史”之首，在绵延2000多年的增补传承中，《史记》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可谓“汗牛充栋”，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对这部鸿篇巨制研究史的整理、总结，还鲜有人去做。

  “当时没有电脑，没有现代化的影印设备，只能靠手抄。”授课之余，张新科一头扎进图书馆。由于2000多年的《史记》研究资料既多且杂，又极其分散，他只能一页一页地找，一字一字地抄。仅抄写工作就持续了一年多时间。

  1990年，张新科与浙江师范大学教师俞樟华合作，以第一作者身份出版了《史记研究史略》一书。《史记》研究专家韩兆琦在出版序言中称“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，填补了‘史记学’的一项学术空白”。

  张新科正在给学生授课。受访者供图

  第三个场景：带病“冲刺”的《史记》研究“大家”张新科。

  走进张新科位于陕西师范大学的工作室，已汇编完成的“中外《史记》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”，堪称“煌煌巨作”。这项由张新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，研究历经10年，总字数超过1300万，而课题的结项冲刺，正是在张新科身患重病时进行的。

  2019年，张新科突感身体不适，经检查后被确诊为食管癌，前后做了两次手术，历经6次化疗和28次放疗。治疗后，张新科体重骤降。学生刘彦青等人回忆，当时的张老师“已经完全脱了相”。

  生性乐观的张新科坚信自己能战胜疾病。治疗期间，学生刘彦青背着打包好的衣物，坚持住在病房陪床，最终却被张新科赶回了学校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把研究做好很重要。

  张新科的部分著作。孙正好摄

  上述三个场景见证了张新科的成长之路：近50万字的《史记·秦本纪》汇校、汇注、汇评；《史记学概论》被《史记》研究专家张大可称赞奠定了“史记学”的理论基础；《〈史记〉与中国文学》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；培养了30余位博士、100余位硕士，很多都在研究《史记》的第一线；主编了“海外司马迁与《史记》研究”丛书；编写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图书《全注全译本史记》；著作《〈史记〉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》荣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一等奖，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，即将译为英文出版……张新科与国内学者一道，让《史记》研究重心逐渐从海外回到中国，也让国内《史记》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。

  张新科与学生在一起。受访者供图

  传递爱与尊重

  或许是因为曾经生过一场大病，采访中，张新科积极奋发的“生命观”深深打动了我们。对于做学术研究，他坚持学无止境，追求生命有为，并甘于奉献；对于学生，他引用墨子“兼爱”、孔子“仁者爱人”等思想，强调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，要尊重他人的生命”。

  今年研三的“00后”学生何京鸿，至今记得导师张新科做的一件小事。

  “我的毕业论文方向是‘唐传奇对《史记》的接受研究’。第二遍修改完毕后，我发给张老师请他指正。”何京鸿说，“后来我才得知，当天老师正在做病情复查。他就坐在医院里，通过手机查看论文，写下了批注和修改意见，并在返校后第一天，找我见面探讨。”

  “论文发过来，我要第一时间看，如果我迟迟不回复，学生就会惴惴不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早点看完，学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提升研究的质量。”张新科说，“教师是一份传递爱的工作，要善于换位思考，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，让他们感受到尊重。”

  “谆谆如父语，殷殷似友亲。”学生们这样形容张新科。

  学生米国春是张新科2021年招收的唯一一位硕士研究生。因为被屈原高尚的人格所吸引，他的研究旨趣更倾向《楚辞》。张新科得知后，不仅没有强扭他的研究方向，反而给米国春开“小灶”，专门讲《楚辞》。

  “学生只有对研究感兴趣，才能真正持之以恒地做下去，我不能把学生硬拉到我的研究偏好上来。”因为受到尊重，学生们更愿意把张新科当作朋友甚至亲人。在张新科宽厚包容的师风影响下，他的学生除了研究“史记学”外，还广涉诗歌、辞赋、小说等领域，形成了多领域、跨学科的研究态势。

  “有志之士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以国家利益为重。”这是张新科更高的生命价值观，也是他对研究团队的更高要求。

  “志士仁人或立德，或立功，或立言，以其高风亮节、赫赫功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之歌。”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《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》一书中，张新科以孔子、司马迁、文天祥等杰出人物为载体，立足现实，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。

  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吾往也。”张新科常用《论语》中这句话自勉，以“为山”二字作为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如今虽已66岁，但他仍坚守在学术一线，为的是“进一步挖掘《史记》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关的价值理念，服务当代中国实际”，这也正是他的毕生所求：在有限的生命中，追求生命的最大价值，让生命闪光，不留遗憾。（孙正好 许祖华）